转眼间，快到春节了。

  春节，是阖家团聚、走亲访友的日子。

  在我家，亲戚真的不少，除去比我辈份小、年龄小的以外，叔叔、表叔、姐姐、连襟、大舅哥等加起来有二十多家。现在，走亲戚特“快捷”：提前买下拜年用的瓶酒、点心和水果，正月初二、三开始，把车后备箱装满，开车自近到远，一天“跑”十来家，两天时间，走亲戚的“任务”便“大功告成”了。

  四十年前，我十六七岁。那时候走亲戚，是我们家过了大年三十后的头等大事儿。而我，也特别愿意走亲戚，主要原因是家里日子穷，而走亲戚就能吃到如饺子等不少好吃的东西。

  在我家南面50里外的七农场第五生产队，住着我二叔一家人。过年时，我是必定去给二叔二婶拜年的。

  因条件所限，那时拜年的东西也简单得可怜。母亲给二叔二婶准备的礼物只有一瓶几毛钱一斤的散白酒和两包果子。

  给二叔、二婶拜年，我得选一个无风无雪的好天。吃过早饭，我就把家里那辆破自行车推出院外早早上路。那时的路，也都是土路，自行车七拧八拐一路颠簸前行，快到晌午才能赶到二叔家。二婶见我来了，会笑盈盈给我包饺子吃。七农场沟沟岔岔多鱼也多，我还总能吃上炖的大鱼。

  去二叔家拜年，我肯定不会当天返回。二叔家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兄弟，几个野小子一年没见面终于到了一起，亲热的话老也说不完。吃过饭，我们会跑到大街上放鞭炮，会去小河里划冰船，会到枯萎的芦苇丛里追野兔，直到过了四五天，我们把该淘的气淘完了，把该玩的都玩过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我的老家在六农场曾家湾村，我五岁的那年，爷爷因病去世。为了得到娘家人的照应，奶奶带着我们一大家子回到了她的娘家十农场郑庄子村。而老家的亲戚，除了有我两个叔伯二叔和三叔外，还有一个不是“一家子”的伯伯，他的名字叫张增轩。

  增轩伯伯的“出身”不好，后来因为有文化在村里当了小学老师。文革动乱时期，他这个“臭老九”“理所当然”成了挨批斗的对象。

  在曾家湾，父亲是出了名的耿直、有同情心，他当然知道增轩伯伯一家人的难处。伯伯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日子特别艰难。每隔三五天，父亲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到不远的伯伯家坐上一会儿，也会把当时紧缺的“粮票”“布票”悄悄塞到伯伯的手里。

  我们搬出老家，与增轩伯伯一家的情谊却一直在延续。伯伯的三个儿子，过年的时候会轮换着来我家拜年。去伯伯家走亲戚，后来也自然落在了我这个长子的头上。

  我八九岁时给伯伯家拜年，是由父亲骑自行车驮着我去，因为伯伯一直念着父亲对他们一家人的好，我们父子成了他们家最尊贵的客人，伯母会做当时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而我，则会留在他们家住上几天，几个哥哥和姐姐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兄弟看待，把好吃好玩的都留给我。

  我住的村子离老家有三十多里，去给曾轩伯伯拜年要经过丰南几个连片的村庄。因为一年只走一次，这路我是找不好的。那些年，每到进了腊月，我的脑海里就开始琢磨这几个村子怎么走，该先进那个路口，到什么地方拐到下一个街道。有一年，我还特意带上了本子和铅笔，画了一幅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地图”。这“地图”，被我保存了整整一年，待到来年去拜年时，才发现这几个村子因为新盖了房子变了模样，“地图”没用上，害得我绕了大半天才出了村。

  记忆深刻的，还有去四农场场部家属院，到我大叔家走亲戚。我这位大叔名字叫张增连。在老家的时候，我们两家人关系最“铁”，父亲和大叔是好哥们，母亲和大婶是好妯娌。老家土地贫瘠，无奈大叔只好带着一家人搬了出去。

  大叔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剃头匠，为人仗义，他很快在四农场扎下了根儿。后来，农场成立水电站，大叔改了行儿，也算有了一个体面、固定的工作。

  每次到大叔家走亲戚，大叔大婶都高兴得不得了，一遍遍询问我父母的情况，那种惦记和关心是发自肺腑的。我清晰地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吃过的好东西全部来自大叔家。我回家时，大叔大婶还会把早已准备好的鱼虾、包的饺子“押”回来。

  我一直觉得，不仅现在的年味淡了，连走亲戚也“没味儿”了，感觉有些“例行公事”，是“不得已而为之”。每进一个亲戚家，按辈分先招呼一声，然后把礼品拿进屋，问问身体咋样，一年收成如何，再加上几句“拜年”话。大约半刻钟的功夫，我吃个糖果，嗑点瓜子，喝口茶水，这家的亲戚就算走完了。临出门儿，亲戚也会“留着”吃饭，但大多也是发虚的客套话。因为还不到吃饭的“点”，知道我还得去下一家。

  想想，如今交通发达，通讯方便，平时联系频繁，应该是亲戚“不亲”、走亲戚“简单”的原因吧。但不论怎样，走亲戚，是亲人互动的最佳方式，每个人在春节过后都会有几天奔走在拜年走亲戚的路上。

  于我而言，还是特别怀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亲戚时的情景，虽然带的礼品寒酸，出行时只能骑自行车。但那经历，那亲情，那乡愁，如一朵朵白云一样，永远在我心灵的天空中飘扬。(曹妃甸区老科协 张景生)